在唐諾的推理小說導讀中，有段討論是關於六零年代的美好與哀愁，嬉皮的年代，對許多人來說，六零年代是美好的，反戰，大麻，搖滾，革命，性愛等等，她們稱自己是花的小孩，我對60s也是存在於一種幻想，一種純粹搖滾樂的幻想，也許是一種對於約翰藍儂崇拜而產生的幻想，直到讀到這篇文章才黃粱夢醒，思考到flower children另一個鮮為人知的面向。
唐諾談到這些參與這些嬉皮活動的人們，雖稱不上是菁英或是社會棟樑，也理應是思想較深沉的一個族群，否則也不會從各地前往參與，當然其中難免有些盲目追隨者，這些人不在他討論之烈，無奈隨時間巨輪推進，Flower children沒有逝去，也沒人注意到他們變老，他們僅僅只是變平凡了，焦點從他們身上退去，鎂光燈暗去，像是開過的花苞ㄧ樣，由週邊的茂盛的植物所吞噬而不被注意，趨於平凡對這些人來說是個詛咒，也許是比死亡還更痛苦的詛咒，試想若當年他們沒加入嬉皮活動，或許在九零年代以及今日，他們應當是各領域當中執牛耳者，我對於是否有人因此替他們感到ㄧ絲婉惜質疑，就像麥克阿瑟所說的"Old soldiers never die, they just fade away"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零，讀到這裡，我不禁為這份凋零感到些許的惆悵。我的惆悵不光是來自對於六零年代的婉惜，還包括對於生活中一切的恐懼，這恐懼我想就是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存疑，將之簡化，更深層一點的意義在於思考自己生活的目的，找尋生活的重心，李偉文醫師說過：「當我們不斷地往外追尋，靠著外在的事物來界定自己，這樣的心靈是不自由的。但若我們能往內傾聽，聽從心底雖然微弱、卻一定存在的聲音時，心靈才會是自由的。」 當初抱持浪漫主義精神的嬉皮學生，或許心中早已有這透徹的覺悟，我的惆悵對這樣的他們來說是多餘的，應該說，我還沒完全領悟到那份透徹，還沒修得那份真。最後，唐諾在書中也引用到一段”Eight Million Ways to Die” 中的結尾禱告詞：「主啊，請賜我平靜，能接納我無法改變的事；請賜我勇氣，能改變我可以改變的事；並請賜我智慧，讓我能分辨這兩者的不同。」平靜、勇氣與智慧或許是我ㄧ輩子必須探索與學習的課題，我想我是該活出自己的世代，在這個世界找尋我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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